为迎接建党100周年，加深研究生对中国共产党艰辛历程的了解，探寻党百年历程中的深情往事，激发青年学生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之情，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测控技术硕士第三党支部采访了前仪科学院党总支委员、八十二岁高龄的周百令教授，请他讲讲老党员的故事。周老师回忆了自己曲折的入党经历，分享了艰苦但是坚定的奋斗史，以个人的教学、科研经历为引，鼓励青年一代爱党爱国，肩负使命，做出伟大事业。采访得到了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以下内容根据采访录音整理而成。
周百令，男，汉族。中共党员。1939年11月出生，籍贯江苏太仓。社会兼职：曾任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常委；南京惯性技术学会秘书长、理事长；全国高校惯性导航及食品教材小组副组长等。
1965年7月南京工学院自动控制系陀螺仪及导航仪器专业本科毕业。1965年8月到1980年6月南京工学院自动控制系助教；1980年6月到1985年7月南京工学院自动控制系讲师；1985年7月至1992年12月东南大学（1988年5月前为南京工学院）自动控制系副教授，学科组副主任；1992年12月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系教授；1994年3月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生导师；1996年1月至2002年10月东南大学导航定位与测控技术研究所所长；1996年5月至2002年6月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1996年5月至1998年5月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系室主任；1998年10月至2001年9月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系党总支委员；2007年10月退休。
辛：周老师，请问您是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为什么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我加入共产党的经历有几个构成。我在1960年6月高中毕业时，入党申请经过党支部讨论通过了。但是由于当时系里党委全部由于农忙到乡下去了，等他们回来，我们已经上大学去了，也一直没有收到材料。等到一年后再去问，他们说没有收到这个情况，因此本次入党的决议就失效了。一直到1996年6月19日我才在东大正式入党，这个中间，我在外出差较多，比如上海进行了四年半的科研工作，在洛阳也待了一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信念始终是坚持的，要跟着党走。我认为，只要你是认真的方向，你要坚持，不管你现在在党内还是党外，始终要按照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管你能不能入党，如果你不能入党，说明你还有缺陷嘛，你要这样来认识自己，还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辛：入党时您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怎么样的？
周：高中申请入党时是比较艰苦的。我是农村出身，父母都在田里劳动，那是粮食产量也很低，也卖不了多少钱，可以说是非常艰苦了。一直到我读大学，父母将家里的桌子板凳都卖了资助我读书，当时在农村是比较困难的，更别说一些可能更贫穷的地方。1996年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很好的，当时我的两个孩子，儿子、女儿都已经开始工作，父母也已经过世了，所以负担小了，但是收入增加了，当然生活明显变好了。那时，我已经是教授了，也分配到房子，所以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工作条件，都已经很好了。这一项也能看出改革开放的好处，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发展这么快的。
辛：入党以来，您身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这些变化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周：入党以来，我感觉到干起工作起来肩膀更重了。当时我是系主任，白天我要搞行政工作，一早就要去各个部门，研究生院、教务处、科研处、保卫处等部门跑一圈，了解最新的情况。上面的文件第一个到我这里，所以我能及时知道上面的新通知。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规划我们系如何来开展工作。那几年的工作还是很辛苦的。晚上还要搞科研，通宵的情况也是有的，当然通宵对身体不好，尽量不要这样，但是肩膀上的工作一定要做好。我还有很多研究生，我一共培养了32名硕士，19名博士，这些很多学生也都成了政务部门、院校、企业的骨干，发展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也有部分学生选择出国深造，我一直跟他们讲，深造是好的，但是一定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置，毕业以后一定要为国家服务，国家培养了你，为国外服务是不行的。学生中的党员们也基本成了国家骨干，这是让我比较欣慰的，毕竟培养学生就是为了国家服务的。
辛：入党的六十多年来，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工作经历？
周：我的工作是分为好几方面的，主要是教学和科研。我当时教授的课程不是一门两门，而是十几门课程。我当时教授了陀螺仪原理、陀螺仪结构、可靠性、振动理论等等课程。当时可靠性、振动理论都没有教材，都是我自己编的，对应不同的学习阶段有不同的深度。当时这些编写的素材都是基于我实践中的提取出来的，我将现实问题及解决上升到理论编进了教材。这样对学生的培养更加灵活，实际的培养效果也更加好。另外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要结合国家需要来进行教学、研究。过去的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现在基础研究方面要加强。为什么美国、日本等国家诺贝尔奖得的比较多，就在于他们基础研究比较强，基础研究不仅为一个方向，而是可以服务多个方向。
以上是我教学时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一个做科研时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就是我在上海搞得一些项目。在上海航海仪器厂搞基于格洛纳斯（GLONASS）的一种航海指示仪，它的精度是1.3°，发现无论怎么调试都达不到要求。我们过去分析以后发现不行，这个是没法完成任务的。我们要搞自己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写了个报告，找了**部专门搞研制的副部长和教育部，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它搞出来了，精度还高，只有1°，体积也比它小。后来就报了国家科技进步奖，那是我们全国第一台搞创新，完全自己研制的产品，过去都是仿制的。那时全国比赛，历时四个多月，从上海跑到欧洲，四台仪器放在一个平台上测评，我们的最好，获得了第一名。这个说明，搞科研不要人家叫你搞什么你就搞什么，你要分析这个到底能不能实现，为什么实现不了，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搞自己的东西。我们在搞科研的时候，一定要理论分析，分析以后根据情况进行，不能盲目，当然上面的支持也很关键。
辛：在工作中，您最敬佩的人是谁?
周：一个是黄惟一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曾经是教研室主任，他是搞陀螺原理的，还有一个是翟羽健老师，也去世了。黄老师上陀螺原理课。他讲课条理清楚、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深入浅出，跟着他的思路走很容易理解。翟老师上陀螺结构课，陀螺仪结构本身是很枯燥的，但是他讲课十分风趣、印象生动、思路开阔、内容丰富。听了他们两位老师的课,从不感到枯燥,而是越听越想听。这对我以后学习工作有很大影响的。作为教师一定要参与实践，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理论，这个课才能比较生动，学生能够听得懂。
辛：作为老党员，您觉得青年党员最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周：我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讲，爱国情怀，改革先锋，这是我对品质上的一个要求。现在有一个理论，只是没有国界，实际上这句话只听了一半，后面还有一句话，人是有国界的，为谁服务是有国界的。我们国家培养了很多很优秀的人，却没有为国家服务，在美国研究原子弹、**的时候也是有华人参与的，但是美国把这些留学学生禁锢起来不让回国，然后用高薪让他们留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爱国，一定要学习先进的东西为国家服务，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实际上，哪个国家发展得很强靠的是资源，也是靠自己创造出来的，不可能外国带我们的。中国是靠自己力量自己生产，不是靠战争来抢夺你，美国拉帮结派，用这种来破坏你，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爱国是一定的，只有我们强大了，我们才不会害怕。
我们自己一定要强大，怎么强大？靠我们有知识的年轻一代去创新、去革新，现在我们国家也发展很快，也有不少先进的武器。当然，毕竟我们还要看到时代的变化，我们的科研最近几年才上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爱国情怀，要做改革的先锋。改革先锋讲起来容易，实际上很辛苦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举个例子，我在搞科研当中，搞刚刚讲过的国家的大奖，我们做实验时一直做得很好，但就是有个固定的误差，单位告诉我们两天以后上面领导要来检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时我们晚上都睡不着觉的，就通宵躺在床上想，白天也在想，吃饭也在想，走路的时候也在讨论，我们整个精神都用到这个上面去，到晚上大概凌晨三点钟想出来了，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们去试一试，一试成功了，第二天来检查顺利通过。这说明做实验的时候要专心致志、埋头苦干地去做这件事，一定能成功，认真对待一定不要放弃，放弃是最可惜的。我们一定要钻进去去搞这件事，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青年学生要有爱国情怀，争做改革先锋，我对你们寄予厚望。
辛：您对仪科学子的学习和科研有什么寄语？
周：学好当下，成就未来。因为你们现在毕竟还是学生，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学习搞好，这个学习是包括各个方面的，学好本领后才能做出成绩，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
采访人：辛雨、李梓楠
撰稿人：李嘉懿、李梓楠、辛雨
